7月份全市CPI环比由降转平 同比有所扩大

二是这样的权利和义务有封建法庭（或曰庄园法庭）予以保障和实施。

它在本质上具有现代的简单性所具有的力量。这些权力并没有制定法上的依据，但其行使却是合法的。

此时，绝对君权理论与自然法中的有机体理论结合起来，家庭生活中的父权主义逐渐与政治上的绝对主义找到了契合点。不过尽管如此，议会主权仍是英国宪政的基本原则。这个例子背后体现的是这两种人与领主之间不同的关系：自由人与领主的关系是由法律确定的，而农奴与领主的关系则完全是由领主说了算。为让自己的代表（国王）统治尘世，上帝为王特设一职位，王就职后就获得上帝的恩典和神授的统治权，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布拉克顿法律造就国王而非国王造就法律的说法，与后来霍布斯的观点截然相反。

[17] 尽管只是对比，但福蒂斯丘所揭示的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事实。后来由贵族组成的大谘议会以及再后来出现的议会，更使得君民共治在体制上得以确立。但在实践中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趋势，即法院通过宽泛地解释制定法规定的行使权力的条件，行政机关种种不合理的行为都可以定性为越权。

詹姆斯一世在1610年告诉议会，在《圣经》中国王被称为神袛，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权力相当于神权。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当19世纪末戴雪总结英国的宪政原则时，他才重点突出了议会主权的问题。在此情境下，对社会秩序的追求为绝对君权铺平了道路，与法国相关联，绝对主义的思潮也在英国缓慢发展。这样，普通法宪政主义者就为普通法建立了一个道德哲学的平台，将道德的恰适性作为政治权力合法运用的最终审查标准，这使得他们可以作出两个重要的扩展：一、将合法的政治权威与掌握政治权力的事实相区别。

相比之下，议会制定法的合法性更低。还有人将此归于弹劾制度，但如果弹劾制度真是宪法性惯例背后的支撑力的话，那么宪法性惯例可能因为有相应的法院（比如作为弹劾案审理者的议会）加以落实也就不再是宪法性惯例，而是一般的法律了。

(一) 绝对君权 如前所述，在光荣革命之前，国王是整个王国治理的核心，他掌握着王国的统治权，无论是御前会议还是议会，很大程度上都只是在协助他对王国进行统治。换言之，在戴雪看来，英国私法（主要涉及民众的权利和自由）的原则源于法院的裁判，不夸张地说英国的宪法原则都是从法官的决定中抽取出来的，是司法造法的结果，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宪法中缺乏对公民权利的宣示和界定。从历史上看，在英国，王权在与教权的斗争中多数取得了胜利并占有优势，比如征服者威廉通过人事变动来控制教会，亨利二世与贝克特的争执虽给自己带来了麻烦，但最终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既有的格局。因此，本文就将梳理英国宪政及其思想的发展脉络，探寻所谓的英国规律。

就国王的特权而言，它来自于国王历史上所形成的对于王国的统治权。威廉于1066年圣诞节让约克大主教在威斯敏斯特为他涂油加冕……方式之二是，每逢宗教节日，国王都召集群臣，首先由教士为之吟诵祷文，然后佩戴象征着神授其权力的标志—王冠，接着在卫队与教、俗贵族前呼后拥下，在一些重要的公共场所巡视，其目的之一是令臣民目睹和感受其作为神命君主的威严。所有关于限制议会权力的说法都是无法成立的，包括君主的诏令、枢密院的法令、两院之一的决议，选民团体的训示（选民的合法权利以选举议员为限），法院的司法判决，均得被议会所否决。[22]的确，议会主权和行政权的扩张对个人权利和自由构成了不可避免的侵犯，这在二战之后人权观念风起云涌的背景下显得更为明显。

而封建法庭尽管由领主或其官家主持，但全体封臣则享有表决权。因此接下来是军队主导的年代，他们处决了国王，建立了共和制，废除了贵族院、各类特权法庭和封建特权……无论如何，这是英国宪政史上的一个独特时期。

比如1215年《大宪章》第一条规定：……根据本宪章，英国教会当享有自由，其权利将不受干扰，其自由将不受侵犯。议会主权有时也被表述为议会至上，这一原则在戴雪那里被解释为：大凡巴力门所通过法案的全体或一部，无论用以造一新法，或用以毁一旧法，法院俱不敢不遵行……无一人复无一团体，在英宪之下，能建立规则以与巴力门的法案相反抗。

他认为，政治辩论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平等、意志自由之民众间的道德权衡，权衡在具体的案件中应该适用哪种基本价值信条，而普通法法院是进行这种辩论的理想模板。13世纪，布拉克顿在《论英国的法律和习惯》中提到，国王虽处于所有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2.【英】沃尔斯·白哲特：《英国宪制》，李国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在这个意义上，议会主权甚至不如君民共治或君民共主的说法更为恰当。其次，普通法法院实践的宪法政治具有持续性，这也支持了普通法在宪政实践中扮演基础性作用的主张，并导致它在如下意义上优先于立法：制定法解释必须与根基深厚的普通法原则保持一致，如柯克所言，当制定法有悖共同的理性和常识，则必须受到恰当的控制。无论是国王，还是议会的任何一院，抑或选区、法院，都不可能推翻议会通过的法律，或宣告它无效。

换言之，主权的享有者不是单纯的议会（上下两院），而是国王加议会的合体。那么，这些宪法性惯例都是什么内容呢？戴雪就此进行了不完全的列举：[20] 一个阁部若遇反对党人赢得多数的反对政府的票数，应即自行辞职。

这使得英国被顺利地纳入到了一个新的体制之下。倘若关于某一政策，贵族院与众民院不同意见，贵族院应稍与让步(但让步到哪一处为止境则未经确定)。

宪政主义 宪制之终极目的在于促进国民之福祉。这样，法院就能够保护公民权利，抵制行政机关滥用权力。

我行我素则不仅是颜面尽失，而且还会产生法律上的严重后果。这些特权可由国王自己行使，也可交由其大臣代为行使。与威廉一世征服英国建立中央集权相比，亨利二世无心插柳所确立的普通法传统对英国的影响同样巨大——如果不是更大的话。千百年来，民众和国王两种力量此长彼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格局：民众通过议会的形式与国王一起分享了这个国家的主权。

但议会至上并不意味着议会可以随意通过任何的法律，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议会实际上受到多种限制。梅特兰认为，其重要的原因在于对国王权力复辟的担忧。

[40]劳斯认为，在以人民之名对行政进行控制的问题上，议会过于软弱，以至无法让民众满意。[8]与此同时，君权神授观念还通过一系列庄严神圣的典礼和仪式在英国社会得以广泛而深入的传播。

很显然，确定领主与封臣之间权利义务的庄园习惯也必定是双方博弈的结果。如前所述，光荣革命之前英国的统治权主要在国王，诺曼征服后形成的就是以国王为主、御前会议辅佐执政的格局。

这其中又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规范国王行使其特权（prerogative）的方式。就结构而言，本文将围绕上述三个问题展开：一、英国人权利和自由的宣示。梅特兰为我们简要地展示了这个过程：公元600年左右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680年左右肯特王国的联合国王霍瑟尔和伊德里克，公元700年左右的威特里德，大约公元690年左右威塞克斯国王伊尼，公元890年左右的阿尔弗雷德，10、11世纪的长者爱德华、艾塞尔斯坦、爱德蒙、爱德加、艾塞尔雷德、克努特和忏悔者爱德华，都有过自己的法律。[39]艾伦的这个观点只能在他有关一般政治理论的语境下才能理解。

需要提醒的是，尽管议会（尤其是下议院）在今天的政治生活中拥有极大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国王就是可有可无的。如果国王违背法律，除了交由上帝，臣民无权控告和惩处他。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梅特兰认为内阁会议从法律上说属于先前的枢密院会议的一种。因此在经典普通法理论看来，普通法来源于社会生活，是民众生活习惯、规则的长期积淀，它反映的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意志，而是整个英格兰社会长久的生活规律，是对英格兰社会现实的长期历史记录。

首先，王权得以进一步地加强，这部分源于征服的事实和征服者威廉的个性。于是，权利必须旗帜鲜明而且是反复不断地得到张扬。